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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归仁法理之治——读费孝通《乡土中国》有感
作者:王哲 来源:前锋区政协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08日 点击数:

对于费孝通这个名字,我是陌生的;对于《乡土中国》这本书,我也是陌生的。然而我有幸得以了解这个人、这本书,在华灯初上的夜里,我沏好一壶花茶,把自己埋在松软的沙发里,嗅着书中散发出来的淡淡油墨香气,渐渐地沉静在书本里。    

费孝通,生于清末,那个时候正是清政府积极自救,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发展时期。各种思潮汇聚在这个江南富饶的鱼米之乡,费孝通从小便接受着各种学派、思想的浇灌,18岁时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弃医从文,投入中国人类学家吴文藻门下专门研究中国社会。他刻苦地学习着,不断追寻中国极弱的根源。1935年他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毕业,1936年底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先后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就是在他而立之年的时候,平静的生活被外敌的入侵打破了。正是这个积贫积弱、饱受欺凌、战火纷扰的中国给了费先生研究其根源的素材,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会,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八年抗战,四年内战,给这个已到不惑之年的中年男子深深的感慨,《乡土中国》正是这个时期撰写成功的。《乡土中国》主要写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全书不足五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书中研究的是有着几千年农耕历史,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他给我们打开了认识当时中国农村的一扇大门。在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它成了畅销书。保持者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很认同,因为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在中国,从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统神话故事开始,到历代的引起社会轰动和反思的农民起义,都与泥、与土,分不开。“土”,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曾经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

社会中的规律有些是社会冲突的结果,也有些是社会合作的结果。在个人行为的四周所张起的铁壁,有些是横暴的,有些是同意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规律是要人遵守的,规律的内容要人明白的。人如果象蚂蚁或是蜜蜂,情形也简单了。群体生活的规律有着生理的保障,不学而能。用筷子夹豆腐,穿了高跟鞋跳舞不踩别人的脚,真是难为人的规律;不学习,固然不成,学习时还得不怕困,不怕烦。不怕困,不怕烦,又非天性,于是不能不加以一些强制。强制又产生了权力,这样产生的权力并非同意,又非横暴。说孩子们必须穿鞋才准上街是一种社会契约未免过分,所谓社会契约必先假定个人的意志。个人对于这种契约并没有自由解脱的权利,但是这种契约性的规律在形成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各个人的自由意志,民主政治的形式就是综合个人意志和社会强制的结果。在教化过程中并不发生这个问题,被教化者并没有选择的机会。他所要学习的那一套,我们称作文化的,是先于他而存在的。我们不用“意志”加在未成年的孩子的人格中,就因为在教化过程中并不需要这种承认。其实,所谓意志并不像生理上的器官一样是慢慢长成的,这不是心理现象,而是社会的承认。在维持同意秩序中,这是个必需的要素;在别的秩序中也就不发生了。我们不承认未成年的人有意志,也就说明了他们并没有进入同意秩序的事实。

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事实上固然并没有这种社会,凡是乡土社会却是靠近这种标准的社会。“为政不在多言”“无为而治”都是描写政治活动的单纯。也是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管束着。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是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的。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礼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是主动的。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相比之下法律是强行限制人的行为的,而道德是整个社会所支持、默认的。做了不道德的事,即使有些还没有严重到会受法律的制裁,却必定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即我们俗话说的良心的谴责。薄弱的基础决定了农业社会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帝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构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乡村中国“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中国的乡村中,亦有一种发生在长幼之间的很强的“教化权力”,该种权力保证文化传统的延续。   

在乡土社会,血缘关系决定了社会地位。在稳定的社会之中,血缘又推而广之为地缘。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了一个个关系紧密的社会群体。在群体内部,人们靠人情往来,这样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最后,作者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只不过乡土社会的变化极为缓慢。缓慢的变化缓冲了变化可能带来的冲突,因此乡土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少见思想激荡。缓慢的变化在名实分离的教化过程中得以实现,面对教化保持面子上的遵从,具体执行之中则遵循事实上的变化。

在乡下,通常都是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这是性别和年龄造成的距离。中国人在感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格局中养成的。比如他就说中国乡下人多,“土”就是他们的特性,当然土气不是贬义词,靠土地谋生的乡土社会很大程度是很稳定的,即使战乱迁移的也不是社会的主流。他也顺便比较和美国的不同,指出我们是聚村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同时村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习,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大家重视是信用而不是法律。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处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话,那些礼俗也逐渐被法律所代替。在谈论文字下乡的问题里面,他认为,在乡村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不需要文字的,经验的传播往往是手把手地教,在一个地区住的几百年,世世代代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都是一样的,解决的办法也都是一样的,不需要什么理论、什么创新。当然先生在这两篇文章里面分析很多,也很深刻。

中国的本色是乡土的,而现在的主流是争相到城里立足,一些人是因为土地的有限接纳不了村里人口的增长,另一些人则是赶时髦。乡土社会发生了变迁,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改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就像费孝通先生在结尾所说的,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在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这本书的理论价值到现在还闪烁着光辉。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读过哪本社会学的著作在理论和语言上胜过这本薄薄的小书的。虽然在书中或多或少地批评着乡土中国,即便如此,我依然希望中国的土地依然是大自然哺育生命的土地,希望中国乡村的生活更加美好。